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顺治帝重用汉臣

在顺治之前,由于明清两朝的紧张关系,所以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即使接纳了明朝的降将,但是在正式派发具体任命之时,还是有诸多顾虑和戒心的。

而顺治在1651年(顺治八年)亲政之后,突破传统开始大力任用汉臣,诸如范文程、洪承畴等人都受到了顺治的重用,这不仅可以在全天下面前树立一个贤君的形象(毕竟还是汉人多),而且也能使降将更加心悦诚服忠心指数暴涨。

顺治初年,江山刚定,满清的八旗铁骑虽然勇猛,但是南方南明小朝廷和各处农民起义军尚存不小的实力,如果稍不小心就会被联合反水。而且清朝不间断地接收了一批前明降臣,为了彰显大度、赢得民心,顺治帝决定重用汉臣。

清朝几乎将明朝的各种规章制度都照搬过去了,更推陈出新开创了满汉复职制,就是同一个职位,由满、汉两个官员任职,由于基层工作满人不愿意干,都给了汉人,所以清廷一度出现了汉臣人数超过满臣的现象。

到满汉的和谐对维系统治的重要,决心改变各衙门奏事,只有满臣没有汉臣的现象,于顺治十年(1653年)正月谕内三院:“以后凡是进奏章,要满汉侍郎一起参酌公同来奏。”

以达到满汉的同心同德。尽管实际上难以完全做到,他对汉官的态度也总有反复,但他提高汉官权力的思想却有所发展。顺治十六年(1659年)十月,他下令印信掌管不必分别是满是汉。

他对汉人地主的上层人物,也极力笼络。他以皇太极第十四女下嫁吴三桂之子吴应熊,以示优宠。大学士党崇雅告老还籍时,他两次破格召见。顺治十五年(1658年)状元、翰林院修撰孙承恩英年早逝,他深切悼念惋惜,赐白金三百两让他回家安葬。

对洪承畴的重用,更突出地反映了福临争取汉人的勇气。洪承畴原是皇太极时降清的明朝著名将领,他在建议清朝大军入关和招抚江南中立了大功,后遭满将猜疑被召回京,任大学士而无实权。

顺治十年(1653年)五月,福临特升洪承畴为经略,经略湖广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等处地方总理军务兼理粮饷,破格授予便宜之权。但洪承畴却有负委任,因而引起朝臣不满。后来洪承畴一再请求解任。福临一再下旨全服挽留,表示了对洪的不动摇的信任。

后来,就在洪承畴难以为继,准备回京调理之时,大西军发生内讧,孙可望到洪承畴军前投降,终使洪收到了以守为战的招抚之功。这里福临对洪承畴的坚决一贯的信任,作用巨大。

孙可望(?—1660年),原名孙可旺,明末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大西政权主要将领、南明永历时期权臣,陕西延长县(或作米脂县)人。

公元1630年(明崇祯三年),张献忠在陕北起义,出身贫苦的孙可望参加义军,被张献忠收为养子,改姓张。成年后,勇敢、狡奸,每遇敌,他率部下沉着应变,被军中呼为“一堵墙”。因为他识字,又机灵,很受张献忠器重,为张献忠四个养子中之长子。